接下来的十数日，刘备“倾財养客”、“折节下士”、“诛杀太平道小帅”的名声，迅速在涿郡乃至临近的广阳、上谷郡中传扬开来。
更兼“桃夭”讖谣与太平道將反的流言暗自发酵，导致人心浮动。
许多本就心怀异志、不甘埋没乡野，或是走投无路、渴求依託的豪杰、轻侠、寒门子弟，乃至一些在边军內撤中失去了依靠的散兵游勇，纷纷將目光投向了涿县东南这位豪杰。
这似乎正是乱世將至时，一个值得投注的希望。
而刘备本人，更是將“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”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。
他並非一味施財，更能叫出许多新来者的姓名，记其籍贯，问其短长。
与游侠谈剑术骑射，与寒士论经义兵略，与匠人究器物之利。
凡有所请，只要於公有益，多能应允；凡遇伤病，必亲往探视，嘱以医药。
更兼关羽威严沉毅，张飞豪爽慷慨，庄中虽聚拢了四方人物、三教九流，却能迅速整编部伍，申明赏罚，约束行止。
並无寻常匪类啸聚时常见的欺凌混乱、劫掠乡里之事。
这秩序井然的景象，反而让更多观望者心下安定，决心来投。
短短半旬，庄园內外便气象大变。
原本略显空旷的校场变得拥挤不堪，呼喝操练之声从清晨持续到日暮。
庄园外围，新搭建的窝棚、戎帐如雨后春笋般冒出，炊烟裊裊，儼然形成了一个依附於主庄的小型聚落。
每日皆有新的面孔前来，或单骑负剑，风尘僕僕；或三五成群，携弓带刀；甚或有原本就在涿县、良乡、方城一带活动的游侠团体，由其头目率领，数十人整伙来投，只为依附“刘玄德”共图大事。
刘备皆令田豫、刘德然详细登记来人姓名、籍贯、特长、有无家小，初步问话，量才分派，或补入战兵，或编为輜重辅卒。
钱粮、布帛、盐铁，如同流水般从仓房中支出，换回器械、马匹，更换来持续涌入的人丁。
人数，如同滚雪球般，迅速膨胀。从原有的百余人核心，激增至三百余口！且多为青壮敢战之士，其中不乏有过搏命经验的亡命徒与边地老兵。
但规模急剧膨胀带来实力增长的喜悦，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
三百余人，鱼龙混杂，性情不一，若不能迅速有效地加以组织、严格训练，统一號令，不过是一群徒耗钱粮的乌合之眾。
对此，刘备早有定计。他將內务庶务、钱粮支度交予老成稳重的刘德然与机变的简雍；
將外部採买、联络四方豪杰之事託付给日渐成熟的田豫与即將归来的牵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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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將全部心思，连同这三百余条汉子的操练、整编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关羽。
“云长，整军经武，乃当前第一要务。这三百义士能否成军，全赖你了。”刘备將一部自己仔细批註过的《六韜》竹简，交给关羽，充满了信任与期许。
关羽肃然接过，傲然说道：“羽，敢不竭股肱之力，以报大哥信重！必为大哥练出一支可陷阵摧锋的虎狼之师！”
接下来的日子，关羽展现出令刘备也暗自惊嘆的统帅天赋。
他仿佛天生就该立於旌旗之下，指挥千军万马。
虽只是初次统领这数百人规模的队伍，然其下令之果决，布阵之森严，操练之严酷而有法，竟无半分生涩迟滯，儼然有名將之风。
每日天色未明，关羽必已按刀立於校场將台之上。
他依据刘备提供的思路与古兵书要义，结合自己闯荡江湖、见识过的边军规制，將这三百余人重新打散整编。
编制大致参照汉军制度，五人为伍，伍有伍长；二伍为什，什有什长；五什为队，队有队率；二队为屯，屯有屯长；二屯为曲，曲有军候；二曲为部，部有校尉或司马；二部为营（或称“军”），营有將军或中郎將。
这是理想化的正规军编制。
刘备此时属私人部曲，规模也有限，故採用简化改编。设为三屯，刘备自领骑兵。关羽、张飞各领一屯。
编制既定，关羽便雷厉风行，开始操练。
他本人沉默寡言，然令出必行，赏罚分明，更兼自身武艺超群，能开强弓，能力敌数十人而不怯，很快便以绝对的武力与威严，树立起凛然不可犯的统帅威信。
其练兵，首重號令与阵型。他令匠人赶製了数面赤色旗帜，又寻来军中退役的旧鼓、鉦（青铜军乐器，形似钟，击之鸣金收兵），每日於校场，亲自教授士卒辨识金、鼓、旗、铃之號。
“闻鼓而进，闻金而止，见旌旗所指而趋！此乃行军交战、生死存亡之本！令行禁止，万眾一心，方为强兵；號令不一，各自为战，便是乌合之眾，贼兵一衝即散！”关羽声如洪钟，面色肃然，每日开操必先重申。
若有反应迟钝、嬉笑懈怠者，初犯厉声训斥，再犯当眾鞭笞，三犯则直接逐出队伍，收回所发衣粮器械，绝不容情。
阵型操练，从最简单的“什伍纵队”、“横队”开始，练习集结、分散、前进、后退、左右转。
继而练习“圆阵”、“方阵”、“锥形阵”等基础战阵。
关羽常手持长杆，立於將台或高处，丹凤眼锐利如鹰，扫视全场，任何一伍一什的细微错位、动作迟滯，都难逃其目，立即出声纠正，严苛无比。
“阵间容阵，队间容队，部间容部。前行持戟矛，以为先锋；次行弓弩，仰射敌眾；后行持刀盾，以备近战与护翼。行必鱼贯，立必雁行，长兵在前，短兵在后，远程支援，各司其职，不得淆乱！”
关羽將刘备与他探討的《六韜》、《吴子》中的阵战要诀，结合自己的理解，编成简洁口令，融入日常操练，要求每个士卒不仅手脚要会，心中亦需明了所在位置与职责。
如今这个时代，练兵之法，承袭先秦兵法，极为重视阵法与號令。《尉繚子·兵令上》：“兵之胜在於篡卒（精选士卒），其勇在於制（制度、纪律），其巧在於势（战阵態势），其利在於信（赏罚有信），其德在於道（教化、认同）。”
又有《吴子·治兵》：“用兵之法，教戒为先；圆而方之，坐而起之，行而止之，左而右之，前而后之，分而合之，结而解之。每变皆习，乃授其兵（授予兵器）。”
关羽在刘备要求下，也读过这些兵书，其练兵之法，暗合古之要义，確有名將潜质。
刘备在一旁旁观，心中惊嘆之余，也只能归之於“名將之资”。
歷史上关羽能“威震华夏”，能让曹操“议徙许都以避其锐”，其统帅之能毋庸置疑。
或许有些人，天生就懂得如何將散兵游勇锻造成铁军。
否则，实在难以解释，一个出身北地的將领，为何后来能在荆州练出水师，並以此纵横江汉。
至於想从后世学点队列训练，就来汉末练出一支铁军这种事情，那简直是异想天开。
仅关羽这种严格遵循秦汉兵法的训练，就涉及了精选士卒、制度规范、赏罚有信、道德教化、战场形势研判，以及列阵变阵等內容，十分复杂。
除了整体阵型號令，个人武艺与小队协同也同样没有放鬆。张飞负责督导长兵（矛、戟、矟）的突刺、格挡与小队配合突击；
王同、李整分训弓弩手的立射、跪射乃至初步的骑射技巧；王楷等人则带人练习刀盾配合、近身搏杀与夜间警戒。
刘备本人亦时常参与骑射训练，其箭术日益精进，百步穿杨已非难事，更常在操练间隙与士卒比试，胜固欣然，败亦嘉勉，深得人心。
为区分部伍、便於指挥，刘备採纳田豫建议，令以不同顏色的布条缠於左臂，或缝於號衣肩部，作为標识。
刘备自领部用赤，关羽部用青，张飞部用黑。什长、伍长则於头上巾幘或腰间增添特殊標记。
又请匠人简单绘製了带有“刘”、“汉”字样的赤色旗帜，立於校场將台与庄门望楼之上，以壮声势。
庄园內炉火日夜不熄，新聘的箭匠焦平带著徒弟与庄中巧手，已开始批量製作箭矢，並尝试传授选材、烤杆、黏羽的诀窍。
铁匠铺在郭荣督促下，叮噹之声不绝於耳，主要修復、打磨购置来的兵刃，並尝试打造更多的枪头、箭鏃。
刘德然、田豫管理的仓廩前，每日领用粮食、盐布、修补衣物的人排起长队，二人忙得脚不沾地，却將帐目弄得清清楚楚，支用有度。
这种艰苦卓绝、训练有素的军队，哪怕只有数百人，也绝对不是黄巾军那种乌合之眾能够抗衡的。
就在刘备於庄园內紧锣密鼓、扩军备战，气象一日新於一日之时，庄园之外，涿县乃至郡中的风波，也正如刘备所料，沿著汉末官僚体系那固有而迟钝的轨道，缓缓蔓延开来。
那位“巡边”的涿县县尉陈巡，在外面提心弔胆地躲了七八日，派探子反覆確认县城太平无事，太平道並未立刻打来，方才做出一副“风尘僕僕、巡查周密”的模样，回到了县寺。
一回来，便闻听游徼陈安的回稟，道是那刘玄德非但直言杀人，更指斥太平道將反，並要县尉亲自去庄中对峙。
陈巡听罢，先是暴跳如雷，觉得顏面扫地，一个白衣豪杰竟敢如此藐视官府。
但隨即，更详细的消息传来：刘备庄中已聚壮士三百余，甲械精良，关、张二將如狼似虎，且四方豪杰仍在往投。
陈巡满腔的怒火，瞬间被一盆冰水浇灭。
“要本官亲去拿人？”他在籤押房中来回踱步，脸色变幻不定。
別逗你陈公笑了！
他要是有这胆气，还至於闻警即遁？
他不敢去，也没能力调集足够的力量去硬闯，於是，陈巡很自然地將这份烫手山芋，连同自己“巡边”的“苦劳”与“见闻”，写成一份情辞恳切、凸显局势危急、匪患將起的详文，上报给了县令。
文中將刘备描述为“聚眾骄横、目无王法”，但也不得不提及太平道“似有异动”，“私藏甲冑强弩”、“恐激生大变”的隱患。
县令接到文书，头大如斗。他同样不敢去招惹已成气候的刘备，更不敢激起太平道民变。
毕竟太平道跨州连郡，眾达百万，地方长吏谁不知其害？断不敢在自己手中將其逼反。
县令与县尉、县丞等佐官闭门商议数日，一面暗中加派人手，继续打探刘备庄园与太平道的动向，一面互相推諉，拖延不决。
直到派出的眼线带回更確切、也更令人不安的消息：刘备庄园人数已稳稳超过三百，且操练极严，號令森然，儼然已成军旅气象；
同时，涿郡其他各县，乃至邻近的广阳、上谷郡，关於太平道信徒暗聚、符水传播、甚至与地方豪强偶有摩擦衝突的消息也越来越多。
关键是那“桃夭”童谣流传更广，已经遍布整个幽州。
县令终於坐不住了，冷汗涔涔。他深知，刘备这件事已非一县能擅专处置。
若强行镇压，胜负难料，一旦激起民变，或是太平道真箇趁机作乱而自己毫无准备，他都难逃“抚治无方”、“激变地方”的罪责，丟官去职都是轻的。
眼下最“稳妥”的办法，便是將责任与难题一併上缴，让上级去头疼。
那份由涿县令、尉联署的紧急公文，送到郡府后。郡府书吏不敢怠慢，立即呈至太守案前。
此时的涿郡太守姓刘，名郃，字文珪，年近五旬，面容清癯，他出身河间孝王刘开一系，是正儿八经的宗室疏属，谱牒明晰，与那些早已沦落民间、世系难考的“中山靖王之后”不可同日而语。
其家族在河间一带颇有名望，他本人亦以“守成持重”、“篤好经术”著称，凭藉宗室身份与地方声望，得以出任这涿郡太守，秩二千石。
展开公文，刘郃的目光在字里行间逡巡。
当看到“中山靖王之后”、“聚眾数百”、“擅杀乡民”、“抗法不尊”等字样时，他不禁眉头紧蹙，心中涌起一阵不悦与厌恶。
这等地方豪强坐大、桀驁不驯、武断乡曲之事，最为他这类以“守土安民”、“肃清地方”为己任的郡守所忌惮与厌烦。
此风一长，郡府威仪何存？政令如何畅通？
然而，待看到“自称诛杀太平道党羽”、“民间有『桃夭』妖言流布”、“太平道似有异动”等內容时，他的神色又变得复杂起来。
对於太平道，他身为二千石郡守，自然比县令、县尉知晓更多內情。
朝廷近年屡有风闻，各州郡亦不乏密奏，言其“以符水咒说疗病”、“誑耀百姓”、“徒党日增，连结郡国”。
中枢三公府乃至宫中，对此皆有议论，虽因种种顾忌未下明令討伐，然警惕与忧惧之意已显。
他本人深受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薰陶，对太平道这等“左道惑眾”、“誑耀百姓”、“假託神怪”的“妖妄”之教，从心底里深恶痛绝，视其为败坏风俗、扰乱民心、动摇统治根基的祸患，近乎“淫祀”，当在禁绝之列。
若刘备所言属实，其诛杀邓、李，虽是“擅杀”，但其动机，在刘郃看来，或许並非全无道理，甚至可视为“嫉恶如仇”、“维护纲常”。
其所言的“匡扶汉室之举”，细究起来，似乎也並非完全的空言。
“只是……”刘郃放下公文，捋须沉吟，“太平道势大，传闻信徒数十百万，跨州连郡，其魁首张角兄弟，名动一方，大有图谋。”
“若其蛰伏不动，或朝廷另有处置，这刘备『擅杀』之罪便是铁证，其『聚眾练兵』之举，更显居心叵测。我若此刻处置，或奖其『诛妖』而助长豪强气焰，或惩其『擅杀』而寒了忠义之心，皆有不妥。”
他心中矛盾重重。从情感上，他同为刘氏宗亲，对刘备这“勇於任事”的同族后辈，隱隱有一丝讚赏，甚至觉得其行径颇有几分“任侠”古风，不愿亲手扼杀，背负残害宗枝的恶名。
从利害上，他性格软弱，最怕激起大变。
若强行发兵征討已成气候的刘备，胜负难料，一旦战事迁延，或逼得刘备真与太平道合流，那便是滔天大祸；
若置之不理，又恐其势力继续膨胀，尾大不掉，届时刺史追究、朝廷责问下来，自己同样难逃“抚驭无方”、“养痈成患”之罪。
思虑再三，这位守成有余、决断不足的太守，做出了最符合其性格与官僚智慧的决定：將皮球踢给州治。
他提起笔，在涿县原文上添了几行批语，无非是“事涉宗亲，干係非轻，未敢专决”、“妖道流言，滋蔓州郡，宜加详察，以杜乱萌”等语，盖上涿郡太守的银印，命郡府主簿以“四百里加急”的方式，转呈幽州刺史郭勛，请“使君钧裁”。
现如今，刺史制度已经与孝武皇帝初设之时，大为不同。
刺史本为监察官，秩六百石，地位低於秩二千石的郡守，但可监察太守。
然至汉末，刺史常加“持节”、“督军”等衔，职权不断扩大，逐渐成为凌驾於郡守之上的地方军政长官，並向“州牧”演化。
其最重要职责之一，便是“討平”辖境內的“盗贼”、“妖寇”。
幽州为边地，鲜卑、乌桓时扰，境內郡国兵相对內地较强，刺史在必要时有权调动郡兵。
幽州刺史郭勛，此时正坐镇州治，广阳郡蓟县。
与宽厚保守的涿郡太守刘郃不同，郭勛是另一种典型。
他並非凭藉经学德行或政绩卓著升至高位，而是走了中常侍张赵忠的门路，花费了巨额的“礼金”，才坐上了这幽州刺史之位。
看中的便是边地军务油水丰厚，与鲜卑、乌桓的“互市”、“抚赏”，乃至郡国上缴的赋税、军中粮餉器械採买，处处皆可伸手，堪称钱途无量。
其人贪婪而精於算计，赴任以来，所思所想无非是儘快捞回本钱，並大赚特赚。
对於地方政务、边备防务，只要不危及自身权位，往往敷衍了事，但敛財、索贿、安插亲信、打压异己，却是手段嫻熟。
接到涿郡转呈的公文时，已是半月之后。如今公文传递，虽有驛传系统，然路途遥远，山川阻隔，加之官僚体系的层层周转，耗时半月实属正常。
郭勛漫不经心地展开公文阅览，起初看到“聚眾”、“擅杀”、“抗法”等字眼，还颇不耐烦，觉得又是地方豪强滋事，徒惹麻烦，还影响他『收税』。
但看到“中山靖王之后”、“诛杀太平道党羽”、“聚眾数百操练甚严”以及“桃夭妖言”时，他那双精於算计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。
贪婪之人，往往能从麻烦中看到“机会”。
“妙啊！”郭勛抚掌，脸上露出笑意，“正愁近来各处『孝敬』不足，年景不好，便有肥羊送上门来。”
“这刘备，聚眾数百，想必有些家底。那涿郡刘郃，是个怕事的宗室老朽。正好一併拿捏。大军一动，钱帛巨万。可借劳军之名，让刘郃这老儿献上大批钱粮布帛。”
他丝毫不信太平道会立即造反，在他看来，那不过是愚民黔首的迷信把戏，最多是小股滋事，成不了气候，正好藉此夸大其词，以方便自己行事。
於是，郭勛不再犹豫，当即下令：派遣麾下校尉邹靖，率领五百蓟县营兵（刺史直辖的州郡兵），前往涿郡查明刘备擅杀、聚眾一事。
若其果有不法，即行弹压，勒令解散部眾，听候发落。
若情有可原，亦需申明法纪，不得妄为。
而重中之重，自是趁机索贿，获取金银財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