亦庄彩电生產线的第一批產品正源源不断下线，冠东的彩电开始进入四九城各大商场的柜檯。
可钟建华的眉头並没完全舒展。
国產化率刚刚突破百分之四十，距百分之八十的目標还有大段路要走。
这条路上能走多远，钟建华心里清楚，冠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全国的电视机厂都在同一条河里摸石头。
有的厂摸到了石头，有的厂还在河里蹚。
李保军带来条好消息。
那天他骑著一辆缺了半个铃盖的自行车顶著北风赶到四合院，把一份《电子工业部通报》放在石桌上，指著上头那条消息，说长虹厂第一台国產化彩色电视机通过了部里设计、生產一次性定型，已批量生產。
钟建华放下手里的文件，把那份通报拿起来，一字一句读下去。
长虹厂引进日本生產线，经过消化吸收，实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產化率，显像管用的是咸阳彩虹厂的產品，关键元器件逐步实现国產替代。
钟建华把通报放下，手指在“一次性定型”那几个字上停了一瞬。
能拿到部里的一次性定型，说明长虹的国產化工作做得扎实。
何婉婷端著两杯茶从屋里出来，把一杯放在李保军面前，另一杯递给钟建华。
李保军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说部里领导对长虹的经验非常重视，准备在全行业推广。
他想让冠东也派人去长虹取取经。
钟建华没马上答应，站起来走到枣树下，站了一会儿，说让阿杰去。
让阿杰去长虹看看，別人能走通的路，冠东也能走通。
阿杰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亦庄车间里盯生產。
飞利浦的生產线已经跑顺了，可国產化配套的进度他並不满意，元器件的质量、交货期、稳定性，都达不到预期。
华哥让他去长虹取经，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，从车间出来连工装都没换，从天津直飞成都。
到成都时天快黑了，又倒长途汽车去绵阳，一路上顛簸了好几个钟头。
阿杰在车上眯了一会儿，醒来时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了丘陵，丘陵变成了山。
他凭著李保军给的介绍信，顺利进了长虹厂。
接待他的是技术科的陈科长，四十出头，瘦高个，戴著厚眼镜，说话带著浓重的四川口音。
两人握手寒暄了几句，陈科长问他是从哪里知道长虹。
阿杰说是部里介绍的，冠东正在搞彩电国產化，想学习长虹的经验。
陈科长点了点头，国產化这条路，长虹走得早，也走得苦，从引进日本生產线到实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產化率，他们花了好几年。
阿杰在长虹厂待了整整三天。
第一天看生產线，第二天跟技术人员座谈，第三天查阅了大量技术资料。
长虹的生產线引进自日本松下，消化吸收工作做得扎实，设备国產化改造、元器件国產化替代、工艺改进，每一个环节都有详细的技术档案。
阿杰在生產车间站了很久，看著那些国產化的设备高速运转，国產元器件在流水线上依次装配，工人们在工位上熟练地操作。
长虹能走通的路，冠东也能走通。
他们引进的是日本技术，消化的是日本技术，替代的也是日本技术。
冠东引进的是荷兰技术，冠东要走的路不只是替代，还要超越。
座谈会上，阿杰连著问了七八个问题，从显像管选型到元器件认证，从国產化推进机制到与供应商的协同开发，问得非常细。
陈科长一一回答，没有藏私。
长虹的经验是，国產化不能只靠一家企业。
要拉著上游供应商一起攻关，让供应商理解整机厂的需求，让整机厂理解供应商的工艺瓶颈，双方共同努力，质量才能上去，成本才能下来。
阿杰把所有座谈记录整理成厚厚一份考察报告，在绵阳找了个邮电所给钟建华打了长途电话，说华哥报告写完了，长虹的经验很有启发，能不能在亦庄搞个供应商大会，把元器件厂家都请来，像长虹那样拉著他们一起攻关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可以，你回来就办。”
傍晚，阿杰乘长途汽车从绵阳回成都，三天在厂里的见闻一幕一幕在脑子里翻过，陈科长介绍显像管国產化攻关时那副淡定的表情，车间里那些高速运转的国產化设备，工人们熟练的操作手法。
他们在国產化这条路上走得扎实。
冠东呢？
亦庄生產线投產只是第一步，要把国產化率提上去，要让冠东的技术员真正消化飞利浦的技术，要走的路还很长。
钟建华在四合院里看完了那份厚厚的考察报告，一字不落地翻到最后一页。
长虹的经验不止是技术上的，更是思路上的，不被外资捆绑，走自主消化吸收的路子，把国產化当作战略而不是口號。
钟建华合上报告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茶已经凉了，可他没放下。
何婉婷从屋里出来，见他看得入迷，也没打扰他，轻手轻脚把晚饭端上桌才喊了一声吃饭。
饭桌上钟念安和钟念婷嘰嘰喳喳说学校里的事，谁考了多少分，谁跟谁吵架了。
钟念国听不太懂，只顾低头扒饭，勺子使得不利索，饭粒掉了满桌。
何婉婷一边给他擦嘴一边笑著。
钟建华看著这一家人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长虹能走通，咱们也能走通。”
阿杰从四川回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筹备供应商大会。
陈卫国帮著擬了一份名单，把天津无线电元件九厂、四九城无线电元件三厂等十几家配套厂都列了上去。
李保军在部里帮著协调场地，借了一个能容纳几百人的大会议室。
邀请函发出去后，各家厂商反应很快，冠东在行业里虽然不算老牌，但亦庄彩电生產线的投產在业內已经传开，谁都知道这是一家捨得在技术上投入的企业。
供应商大会那天，李保军借的那间大会议室座无虚席，除了元器件厂家，还有几家电视机厂的同行慕名而来。
阿杰在会上介绍了冠东彩电的国產化计划和元器件採购需求，各家厂商代表听得认真，在笔记本上刷刷地记。
陈科长从长虹也来了。
他上台讲了长虹国產化攻关的经验和教训，台下掌声雷动。
钟建华坐在第一排，听到长虹人讲怎么被日本供应商卡脖子、怎么咬牙搞国產化替代的时候，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。
那个日本社长说“中国没有彩电工业基础”的时候，跟当年易中海在原身面前说“你没有父母，没人能帮你”何其相似。
都是一副你离了我们活不下去的嘴脸。
供应商大会结束后，钟建华在四合院请李保军、阿杰和陈卫国吃饭，简单几个菜一壶酒。
李保军喝得脸红扑扑的，说钟建华同志，部里领导对冠东的国產化工作非常重视，亦庄的彩电生產线是中日、中欧技术合作的缩影，如果冠东能走出一条不同於长虹的国產化道路，对全行业都有示范意义。
钟建华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，说冠东的国產化路线不是要跟长虹比谁走得更快，而是要证明中国人不靠日本人也能造出好彩电。
夜色四合，枣树下只剩钟建华一个人，茶几上摆著凉透了的残酒剩菜。
阿杰走之前把那本考察报告又送来过一次，在扉页上补写了几行字，是长虹厂的一个小故事，国產化攻关最艰难的时候，长虹的一位老工程师在车间里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，累了就躺在流水线旁边打个盹，醒来继续调试设备。
这个故事让钟建华心里五味杂陈，叫来何婉婷把报告收好。
冠东的国產化道路也该留下这样的故事，不是为了让后人记住谁，而是为了留下一些能传下去的精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