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二十一號，礼拜一。
方竹赶在中午之前把三百份校报从系办油印室搬到了收发室。
油印是一九七八年高校常见的印刷方式。
蜡纸铺在钢板上，用铁笔一个字一个字刻出来，再刷油墨，一张张往外印。
三百份校报，她一个人从前天晚上刻到凌晨四点。
座谈实录占了整整四版，一个字没刪。
方竹在刊头下面加了一行编者按，只有一句话——“本期全文刊发八月十七日《路口》座谈会实录，未经刪改。”
未经刪改这四个字，在一九七八年的校园出版物里，本身就是一种態度。
三百份，上午发出去一百四十份。
到了下午，剩下的一百六十份在收发室窗口前排起了队。
队伍里除了燕师大的学生，还有不少其他学校的人。
燕大中文系的人来得很快。
贺知行下午第二节课后骑车过来，一口气拿了十二份，说系里传阅不够。
他在校门口碰见从人大赶来的田姓研究生，两人站在自行车旁聊了十分钟，各自揣著校报骑车走了。
三天之內，《燕师大》校报第一次出现了加印。
方竹又刻了一版蜡纸，多印了二百份，当天发完。
事情很快在燕大闹得更大了。
贺知行回去后，把实录贴在了燕大中文系阅览室的墙上。
那面墙本来贴著团委的学习简报和食堂菜单。简报被揭下来垫了桌角。
墙上的实录被人从头到尾抄了一遍，抄件辗转传到了歷史系和哲学系。
哲学系七七级一个姓钱的学生看完之后，在宿舍熄灯后写了一篇两千字的读后感，题目叫《邮筒与路口——兼论文学的诚实》。
这篇读后感第二天被贴在了燕大三角地。
三角地是燕大校园里一块三角形的布告栏区域，位於大饭厅东侧。
浩劫期间，这里贴过大字报、p判稿、革委会通知。
一九七八年入秋后，三角地的內容悄然变了——学生们开始贴自己写的文章和诗歌，还有读书笔记，甚至对时政的短评。
没人明確批准，也没人明確禁止。贴了撕，撕了又贴。
三角地成了一九七八年燕京高校思想很活跃的一块墙皮。
那篇读后感在三角地贴了不到半天，下面就被人用铅笔密密麻麻写满了批註。
有人赞同，有人反对，还有人引用马克思原文跟帖。
其中一条批註写了四百多字，署名“广院七八级旁听生”。
到八月底，围绕《路口》和那场座谈会的討论，从三角地蔓延到了人大、广院、中央戏剧学院。
各校文学社、诗社开始自发组织小型討论会。
討论的焦点集中在陆沉那段关於邮筒的回答上。
“你不是因为相信信能送到，才把它塞进邮筒的。你是因为除了塞进去，没有第二个办法。”
这句话被人用毛笔抄在白纸上，贴在了至少三所大学的阅览室门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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灯市口大街166號，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二楼。
陈文渡把那份校报摊在桌上时，沈若愚正往搪瓷缸子里续第三遍水。
茶叶早泡成了黄汤，他也不换。
“你看看这个。”
沈若愚扫了一眼报头上“燕师大”三个字，没伸手。
“座谈会我知道了。上周就有人跟我说了。”
“不是座谈会。”陈文渡翻到第三版，指了一行字，“你看学生写的討论稿。这个叫江帆的，燕大七七级，专门写了一篇八百字的短评。標题叫《寄不出去的信》。”
沈若愚没接话，但眼睛挪过去了。
陈文渡压低声音：“老沈，外头已经在討论一九七八年的小说该不该给答案了。这个话题再发酵两周，別的刊物就会接。到时候我们压著《信》不发，不是审慎，是落后。”
沈若愚把搪瓷缸子搁下来。
“你的意思是被学生牵著鼻子走？”
“不是被学生牵。是风已经起了，我们站在风口堵著，堵不住。”
沈若愚没再说话。
他拿起那份校报，折了两折，夹进自己桌上那摞待审的稿件中间。
沈若愚上三楼，敲开张光年的门。
张光年桌上摆著两样东西：一本翻开的《人民文学》八月號，和那份盖著“留存待议”的《信》手稿。
“主编，燕师大的座谈实录，您看了？”
张光年点头。他面前铺著一张写了半页的信纸，墨跡未乾。
“陆沉这个座谈会，不是衝著我们开的。”张光年搁下笔，“但效果等於衝著我们开了。他把该不该给答案这个问题扔给了学生，学生再传出去，传成了舆论。舆论一旦成型，我们压稿就不是编辑判断，是立场表態。”
陈文渡没吭声。这话只有张光年有资格说。
“他聪明。”张光年把信纸翻过来扣在桌上，“二十四岁，懂得用別人的嘴替自己说话。”
“那《信》——”
“再等等。”张光年拿起那份手稿，翻到第七页看了几秒，又合上，“技法確实超前。问题不在我这里，在上面。”
陈文渡心里明白，转身时在门口停了一步。
“主编，《十月》的人上周去了座谈会现场。”
张光年的手顿了一下。
“我知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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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天下午，西长安街。
中宣部，全称中共中央宣传部，是党的意识形態工作的主管部门。
一九七八年的中宣部，管著全国所有的报纸刊物，还有出版社、电台和文艺团体。
一篇文章能不能发，一本书能不能印，甚至一齣戏能不能演，最终都要过这道关。
中宣部说行，下面才敢动；中宣部说不行，天王老子写的也得撤。
文艺局干事钟鸣远，四十三岁，燕大中文系五九届。
他的办公桌上通常只摆三样东西：当月各大刊物的目录清单、一支红铅笔、一个搪瓷茶缸。
茶缸上印著“先进工作者”五个字，是七三年发的。
钟鸣远的工作说白了就一件事——看东西。
看全国各大文学刊物每期发了什么，有没有越线的，有没有打擦边球的。
看完写內参简报，递上去。
上面看了简报再批示，批示下来他再转达。
他是传话筒，但传话筒也有自己的偏好和判断。
今天桌上多了一样东西——五份油印校报。
燕师大那场座谈会的实录，三天之內传到了中宣部的桌上。
在一九七八年，在高校引发大规模討论的文字，大多会以各种渠道匯集到这栋楼里。
钟鸣远从头到尾看了两遍。
他承认陆沉聪明。
邮筒那个比喻用得漂亮，滴水不漏，谁都挑不出政治毛病。
钟鸣远拿起红铅笔，在简报纸上写了一行字：“陆沉，燕师大中文系助教，持续关注。”
写完看了两秒，又在后面加了四个字：“暂不处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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傍晚六点，东直门胡同。
陆沉蹲在院门口逗隔壁张家二小子玩弹珠。
两颗玻璃弹珠，一红一绿，是他从妹妹陆舒的铁盒子里顺来的。
二小子输了三局，赖著不走，非要再来。
“再弹一颗你就没弹珠了。”陆沉弹了一下他脑门。
“你输了给我那颗绿的！”
“我什么时候输过？”
二小子撅著嘴，抱住陆沉的腿不撒手。
刘婶路过，笑骂儿子没出息，拽著耳朵拎走了。
陆沉正起身拍土，一个人拐进了胡同。
短髮，鹅蛋脸，蓝布外套。
手里拎著一个网兜，网兜里装著两瓶北冰洋汽水。
她在陆沉面前站定。
“陆沉同志？”
“你是？”
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。
名片是手写的，钢笔字，横平竖直。
“《十月》编辑部，章德寧。”
她把网兜递过来。
两瓶北冰洋瓶壁上还掛著水珠，是路上刚从冰柜里拿的。
“上周座谈会，你说手里有个东西，写等信。”
章德寧嘴角噙著一抹浅笑
“我来看看那封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