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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：1948年5月28日，上午
地点：上海龙华机场、军用运输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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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的上海，天亮得早。
李树琼出门的时候，巷子里还灰濛濛的，青石板路上泛著潮气，像下过一场雾。等到了机场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，照在停机坪上，一片一片的金黄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
龙华机场不大，几架飞机散落在跑道上，有的是军用运输机，机身上的漆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灰扑扑的金属；有的是小型的联络机，瘦瘦小小的，像几只蹲在地上的蚂蚱。远处有地勤人员在检查飞机，穿著背心，身上全是油污，手里的扳手在阳光下闪一下，又暗一下。
李树琼拎著那个旧皮箱，站在候机楼外面等。风从跑道上吹过来，带著一股子机油和汽油混在一起的味道，有些呛人，又有些提神。他把皮箱放在脚边，点了一支烟。
一支烟快抽完的时候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过来，停在候机楼门口。
车门开了，先下来一个副官模样的年轻人，穿著一身黄呢军装，腰里別著枪，皮鞋擦得鋥亮。他绕到另一边，拉开车门，手挡在门框上面，恭恭敬敬的。
吴站长从车里出来。
李树琼在北平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个人。天津保密站站长，实权在握，管著整个天津的情报网，在华北情报系统里，是排得上號的人物。他五十出头，矮胖身材，穿著一件灰绿色的军装，领口扣得严严实实，领章上的两颗星在阳光下闪著光。脸圆圆的，眼睛不大，但很有神，看人的时候总是眯著，像是在笑，又像是在打量什么。
他看见李树琼，圆脸上立刻绽开笑容，老远就伸出手，步子迈得又急又稳。
“李处长！久仰久仰！谭站长跟我说了，您搭我的飞机回天津。荣幸之至！”
李树琼握住他的手。吴站长的手很厚实，很暖，握得很实在，像是要把所有的热情都通过手掌传过来。李树琼心里微微动了一下——论职务，吴站长是天津站站长，和他北平站副站长白清萍平级，比他现在这个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的实权要大得多。论资歷，吴站长抗战时期就在天津站，是军统的老人了。可这个人对他一个晚辈，客气得有些过分。
“吴站长太客气了。应该是我打扰您才对。”
吴站长连连摆手，另一只手也拍上来，把李树琼的手包在中间。“不打扰，不打扰。一个人飞也是飞，两个人飞也是飞。路上有个人说话，求之不得呢。”
他说话的时候，眼睛一直看著李树琼，目光里有一种很热切的东西。李树琼见过这种目光——在上海，谭鸿奎看他，也是这种目光。不是看他，是看他背后的李斌，看胡宗南，看那些他们够不著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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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人寒暄了几句，一起往停机坪走。
飞机是一架美式c-47运输机，机身灰绿色，有些地方的漆已经剥落了，露出底下的金属色，在阳光下灰濛濛的，像一件穿了太久的旧衣服。舱门开著，里面黑黢黢的，看不清深浅。地勤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检查，有人在机翼下面蹲著，拿扳手拧什么，叮叮噹噹地响。
副官先上去，把李树琼的皮箱接过去，一手拎著，一手扶著舱门边的扶手，稳稳噹噹的。吴站长侧身让李树琼先上，嘴里说著“您先请，您先请”，身体微微躬著，右手伸出来，像是在引路。
李树琼说：“吴站长先请。”
吴站长摇头，圆脸上的表情很认真。“您是客人，又是李將军的公子，当然您先请。”
这话说得太直白了。李树琼没有再推让，上了飞机。
舱內很简陋。两排帆布座椅沿著舱壁排列，绿色的帆布面已经磨得发白了，有些地方还打了补丁。中间是空的，堆著几个木箱子和帆布袋，用绳子网著，飞机顛簸的时候不会乱滚。机舱里有股子机油味、帆布味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闷闷的味道，像是封闭太久的东西散发出来的。
吴站长跟在后面上来，圆脸上带著点歉意。“条件简陋，李处长別见怪。这飞机平时拉货的，今天特意收拾了一下。”
李树琼说：“已经很好了。比坐船快多了。”
吴站长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像是在感慨什么。“快是快，就是不太平。上个月有一架运输机在济南那边被打下来了，全机的人都没了。这年头，坐飞机也提心弔胆的。”
他说完，自己也觉得不该说这个，赶紧补了一句：“不过咱们这条线没事，天天飞，从来没出过事。李处长放心。”
副官把李树琼的皮箱放在一个木箱旁边，又搬来两把帆布摺叠椅，面对面放著，用绳子固定在舱壁的掛鉤上。吴站长请李树琼坐下，自己坐在对面。副官坐在舱门旁边，离得远一些，背靠著舱壁，眼睛看著窗外，像是什么都听不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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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机发动了。引擎声很大，轰隆隆的，整个机舱都在震，帆布座椅跟著抖，人的骨头也跟著抖。李树琼靠在椅背上，感觉到震动从脊椎一路传上来，传到后脑勺。
透过小小的舷窗，能看见外面的跑道在往后退，一开始很慢，然后越来越快，窗外的地勤人员、指示灯、远处的房子，都变成了模糊的影子，嗖嗖地往后飞。然后机身一轻，地面沉下去了。上海的楼房、街道、河流，都变成了小小的格子，越来越小，像一张铺开的地图。黄浦江像一条灰色的带子，弯弯曲曲的，伸到天边，江上的船变成了一个个小点，一动不动地停在灰白色的水面上。
吴站长凑近了些，小声说：““李处长，您和白副站长的调令被冻结的事，我听说了。可惜了。本来您二位都能走的。”
李树琼没有说话。吴站长看著他，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不是同情，也不是惋惜，是一种心照不宣的、自己人之间的理解。他拍了拍自己的膝盖，像是安慰，又像是感慨。
“不过您也別太担心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如果北平、天津真的守不住了，党国不会放弃我们的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有一种奇怪的自信。但李树琼听得出来，那自信是装出来的——他在说服自己，也在说服李树琼。他的眼睛看著舷窗外面，目光有些空，像是想从那些越来越小的房子和街道里找到什么答案。
李树琼心里清楚，吴站长对他这么客气，不是因为他是李树琼，而是因为他是李斌的儿子。李斌在前线，手里有兵权。胡宗南在西北，是李斌的同窗。这些人，吴站长一个都够不上。但他李树琼够得上。谭鸿奎是这样，刘文斌是这样，吴站长也是这样。他们看的不是他，是他背后的那些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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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机爬升到一定高度后，引擎声变成了持续的嗡嗡声，不再震得人骨头疼了。窗外的云层很厚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太阳在云层上面，光从云缝里漏下来，照在机舱里，一会儿亮，一会儿暗。
吴站长靠在椅背上，嘆了口气。那口气很长，像是从很深的地方嘆出来的。
“李处长，赵仲春那个人，真不是东西。”
李树琼看著他。
吴站长说：“白副站长一个女的，在延安待了那么多年，吃了多少苦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他不说照顾照顾，还变著法地整人家。又是告状，又是派眼线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北平眼瞅著就要丟了，他还有心思搞这个。”
他的声音不大，但越说越来气，圆脸上的肉都在抖，额头上冒出一层细汗。他伸手解开领口的第一颗扣子，又解开第二颗，脖子上的肉从领口里挤出来，红红的。
“要我说，现在大家开开心心发財不好吗？爭这点权力有什么用？北平马上都要丟了，爭来爭去，爭个什么？”
他说完，自己也觉得说得太直白了，笑了一下。那笑容有些尷尬，嘴角往上扯了扯，眼睛却还是刚才那个表情。他用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著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是在数什么。
“李处长，我这个人嘴直，您別见怪。”
李树琼说：“吴站长说的是实话。”
吴站长点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他靠在椅背上，看著舷窗外面。云层裂开了一条缝，能看见下面的田野，一块一块的，黄的绿的交错著，像补丁。
“赵仲春这个人，心眼小，容不下人。杨汉庭的事，我就看不惯。杨汉庭再怎么说，也是副站长，跟他共事那么多年。他倒好，看著人家出事，一声不吭。现在又对白副站长下手，真是不长记性。”
他转过头来，看著李树琼。
“毛局长敲打他，那是给他面子。换了別人，早让他滚蛋了。他也不想想，毛局长为什么护著他？不是因为他是站长，是因为现在动他，上面的人会多想。李宗仁的事刚过去，再动一个站长，別人还以为毛局长在搞清洗呢。”
李树琼没有说话。吴站长说的这些，他都知道。但他没想到，吴站长看得这么清楚。这个圆脸矮胖的天津站长，比他以为的要精明得多。
吴站长又嘆了口气。那口气比刚才更长，更轻。
“李处长，我跟您说句实话。这仗，打不了太久了。”
他的声音很低，像是在说一个秘密。他的手指还在膝盖上敲著，一下一下的，节奏很慢。
“东北丟了，华北也悬。我在天津这些年，攒了点家底。可这家底，带不走啊。”
他苦笑了一下。那笑容很短，嘴角扯了一下就收回去了，像是在笑自己。
“门路是有，可这年头，门路也不牢靠。谭站长跟我说，您那边有办法。白家在香港、美国都有產业，路子宽。以后要是有什么机会，您別忘了兄弟我。”
他说“兄弟我”的时候，语气里有一种很诚恳的东西。不是那种官场上客气的“兄弟”，是真的在求人。一个天津保密站站长，手握实权的人物，对一个晚辈说这种话，姿態已经放得够低了。李树琼明白，吴站长不是在求他，是在求他背后的那些人。
李树琼笑了笑。“吴站长说笑了。白家是白家，我是我。我也就是帮帮忙，跑跑腿。”
吴站长摆摆手，动作很急，像是怕李树琼把话收回去似的。“李处长太谦虚了。您是李將军的公子，胡长官那边也说得上话。您一句话，比我们跑断腿都强。”
他没有再说下去。他靠在椅背上，圆脸朝著舷窗，眼睛眯著，像是在看窗外的云，又像是在想什么心事。他的手指不敲了，两只手交叠著放在肚子上，拇指慢慢地绕著圈。
李树琼看著他的侧脸。这个人，在天津当了那么多年的站长，手里攒了不少东西。他也在找退路。他要的不是钱，是关係。是到了台湾以后，还能站住脚的关係。这年头，钱能带走的有限，关係才是真正的本钱。而李树琼身后，有他够不著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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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机飞过黄河的时候，吴站长指给他看。
从舷窗往下看，黄河像一条黄色的带子，弯弯曲曲的，在灰黄的大地上蜿蜒。河水很浑，和两岸的黄土几乎分不清界限，只有那条弯弯曲曲的线条，证明它还在流。河滩上有几个小点，大概是村庄，灰扑扑的，和大地融在一起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
吴站长说：“这就是黄河。李处长，您从北平来，过过黄河没有？”
李树琼说：“坐火车的时候过过。桥上过，看不清。”
吴站长说：“我在天津这么多年，也没好好看过。这回去天津，怕是最后一次了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他看著窗外，目光有些空。窗外的黄河在慢慢往后移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细，最后变成一条细细的线，消失在灰濛濛的地平线里。
李树琼没有说话。两个人就这么沉默著。机舱里只有引擎的嗡嗡声，持续不断的，像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。
过了一会儿，吴站长收回目光，笑了一下。那笑容很淡，不像刚才那么用力。
“李处长，我这个人，嘴碎。您別见怪。”
李树琼说：“不会。”
吴站长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他的呼吸很均匀，胸口一起一伏的，圆脸上的表情很安详，像是在自家的沙发上打盹。但李树琼知道他没有睡。他只是不想说话了。那些话，说了也没用。该走的走不了，该留的留不住。说多了，反而添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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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，吴站长“醒”了。
他睁开眼睛，看了一眼舷窗外面的地面，坐直了，伸手理了理领口，又把扣子扣回去。舷窗外能看见天津的地面了。一排排的房子，一条条的街道，还有冒著烟的工厂。远处的码头停著几艘船，小的大的都有，灰蓝色的海面上，船尾拖著白色的浪花。海河像一条银色的带子，穿过城市，伸向大海，河面上有桥，桥上有车，小得像蚂蚁。
飞机在天津机场降落的时候，顛簸了一下，轮子著地时发出一声闷响，机舱里的木箱子跟著晃了晃。吴站长说：“到了。”
两人下了飞机。副官把李树琼的皮箱拿下来，放在地上。天津的风比上海的大，吹过来带著一股子土腥味，还有远处工厂的煤烟味。停机坪上很空旷，只有几架旧飞机蹲在角落里，像几只缩著翅膀的老鹰。
吴站长握著李树琼的手，握了很久。他的手还是那么厚实，那么暖，但这一次，握得比刚才紧。
“李处长，后会有期。到了上海，咱们再聚。”
李树琼说：“好。吴站长保重。”
吴站长笑了笑。那笑容有些复杂，嘴角往上扯著，眼睛却眯成了一条缝，像是在忍著什么。
“保重。都保重。您跟白副站长也说一声，保重。赵仲春那边，別理他。该发財发財，该走人走人。谁还能在上海待一辈子？”
他说完，鬆开手，转身往车那边走。走了两步，又回头看了一眼，朝李树琼挥了挥手。然后上了车。
车子发动了，开出机场。李树琼站在停机坪上，看著那辆车消失在机场门口。风从跑道上吹过来，带著一股子机油味，吹得他的衣角翻起来，又落下去。
他拎起皮箱，往机场外面走。
脑子里还想著吴站长刚才说的那些话。“该发財发財，该走人走人。谁还能在上海待一辈子？”这话说得直白，但说得对。赵仲春在爭的那些东西，在吴站长眼里，已经是笑话了。北平都要丟了，爭那点权力有什么用？爭来爭去，爭到最后，什么都带不走。吴站长比他精明。这个人知道什么时候该爭，什么时候该收，什么时候该找退路。
他也不知道，自己回北平，还能待多久。也许很快，他就要走了。再也不回来。
他走出机场，站在路边等黄包车。天津的天比上海灰，太阳在云层后面，模模糊糊的，像一个发白的光斑。远处有火车的汽笛声，呜呜的，拖得很长。
他把皮箱放在脚边，站在那里，看著来来往往的行人。有人走得急，有人走得慢，有人笑著说话，有人板著脸赶路。他忽然想起白清萍。她现在在干什么？在训练班上课？还是在菊儿胡同等他？他想起她翻窗进来时的样子，左脚落地时微微踉蹌。想起她躺在他身边睡著时的呼吸。想起她说“你別想见那些人”。
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见到她。或者说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见到那个她。
黄包车来了。他把皮箱放上去，坐进车里。
“去火车站。”
车夫拉起车，跑起来。车轮在青石板路上滚过，发出咕嚕咕嚕的声音。街两边的房子往后退，一棵一棵的树往后退，电线桿子往后退。天津的街道和北平不一样，更宽，更直，房子也更矮。街上有穿旗袍的女人，有穿长衫的男人，有穿军装的军人，有穿著破棉袄的乞丐。
他靠在车座上，闭著眼睛。皮箱放在脚边，里面是清莲让带给白父白母的东西。几包糖果，两块衣料，一封信。他不知道白父白母还在不在蒲黄榆。也许还在。也许已经不在了。
他睁开眼睛，看著灰濛濛的天。
快到火车站了。他该去买票了。买一张回北平的票。回到那个不属於他的地方，回到那个他可能再也离不开的地方。
黄包车在火车站门口停下来。他给了车夫钱，拎起皮箱，走进人群里。